台湾飞行员杜道时，驾驶战机九死一生回归大陆，最后结局如何？

1949年4月17日，国民党空军上尉飞行员杜道时，驾驶一架美制C-46运输机，成功投诚我军。当天的过程惊险万分，冲破国民党飞机的围追截堵，历时7个半小时的艰难飞行，带着200多个弹孔，成功降落在了解放区徐州机场。当看到我方迎接人员，和熟悉的乡音时，杜道时情不自禁地留下了喜悦的眼泪，他终于回家了！那么，杜道时是谁？他又为何冒死也要回归内地呢？在驾机起义的过程中，他又经历了哪些惊险情况？回归内地之后的他又怎样了呢？接下来，我们就来说说1949年国军上尉飞行员杜道时驾机起义事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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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7年2月，杜道时出生于山东高唐县的一个书香家庭，父亲杜友蕖曾是北大的学生，学识渊博。曾参加过五四运动，后被巡警抓进监狱，几个月之后才被放出来，但牢狱的潮湿环境给他的父亲留下了病根，出狱没多久便去世了。

只留下母子两人相依为命，后投靠伯父杜友芬，杜道时也正是在伯父的教导下长大的。杜友芬经常跟他讲父亲生前参加爱国运动、勤工俭学的事迹。不仅如此，杜友芬自己也是一位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，而且十分崇尚共产主义，还曾资助过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。伯父正是以这种言传身教的方式教导激励杜道时的，他深受感染，思想逐渐进步。

1933年，杜道时从北平四中毕业，后来考入汇文中学，并在1935年的冬天，他奋不顾身地投入轰轰烈烈的一二·九学生运动，思想更加进步。

随着日本侵华的形势越来越严重，杜道时愤慨不已，他深知国家正处在危难之际，急需军人，尤其是空军。于是1936年，不顾母亲的劝阻，他放弃了进入清华大学深造的机会，毅然报考了国民党航校。并在离开之前，给家人留了一封信：此身献诸民族，一切置之度外，顾国土未复，军人蒙羞，惟自忖赤诚尚在，丹心未泯，为祖国成仁取义，复何所惜！以此向家人表明自己抗日救国的决心。

就在他刚到军校之际，日军大举进攻中国，民族和国家危在旦夕，他的伯父杜友芬积极投身宣传抗日、组织教学、编写爱国书籍《我是中国人》。为此散尽家财，最终因饥寒交迫，患上不治之症，在1945年去世。在去世之前，杜友芬都还在激励杜道时要报效祖国。

两位至亲长辈都为救国受苦受难，杜道时悲伤之下更加坚定，誓死也要抗日。带着这种坚定信念，他投入了航校紧张艰苦的训练。期间，他曾要求去前线作战，但都被教员以飞行技术还没有成熟而拒绝，1940年，各项成绩都非常优异的杜道时，被调到国军空军第八大队远程轰炸部队学习开轰炸机。

此时，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，面对日军的侵略，蒋认为增加空军战斗力，可以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。于是，决定给第八大队增加飞机机型，为此从美国购买了6架B-24新型轰炸机。但这一机型中国先前是没有的，所以需要专门培养飞行员。

蒋决定派在校新学员组成“远征队”，前往美国学习并接收B-24轰炸机。于是，在航校中挑选了多名学习优异、成绩突出的学生，前往美国接受训练。杜道生就在其中。

在美国接受训练期间，杜道生结识了一个好友刘善本，两人一见如故，尤其是当时美国一名进步记者，前往中国延安了解革命情况，还专门写了一本《红星照耀中国》，这本书让杜、刘两人了解到了延安革命情况，并深深地被延安红色精神所吸引。

而且，这与他们从国民党内了解到的共产党完全不一样，两人还常常在一起交流读后感。这让杜道时逐渐产生了弃暗投明的想法。

但令他没想到的是，在他们驾驶这批美制B-24轰炸机回国后不久，也就是1946年6月26日，有个人真的做出了弃暗投明的举动。这个人正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，他的同窗好友刘善本，这次壮举也让刘善本成为了从国统区驾机起义的第一人。一时间震惊了国民党当局，很多爱国飞行员也都深受震撼和影响，刘善本成为了这些飞行员心中的榜样。

尤其是杜道时，先前他还一直苦于如何离开，刘善本的壮举无疑为他指明了一条道路，妻子在得知他的心思之后，也表示非常支持他的想法。但也因为这一情况，国民党为了避免再发生，开始对飞行员严加控制。

杜道时只能默默留在国民党内继续寻找机会。在这期间，他结识了一批和自己有同样想法的知己，他们都有驾机起义的想法。

1948年的夏天，杜道时写信给中共胶东统战部地下工作的堂弟杜鸣，向他表明了自己想要驾机起义的心愿。收到信的杜鸣为杜道时感到高兴，他立即向上级汇报，在上级的指示下，他立即前往上海与杜道时进行了秘密交谈，并代表党组织对杜道时驾机起义的想法表示欢迎，同时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和联络信号、以及投诚信号。

随后，为了影响更多人投诚，杜道时又和第八大队的同学秘密联系。经过几周的努力，居然组建了一个起义机组。

杜道时明白，一旦自己驾机起义，国民党肯定不会放过自己的家人，于是他又联系自己的好友，将母亲送到重庆堂妹家里，将妻儿送到镇江地下联络点进行隐蔽。

然而当一切准备就绪时，胶东党组织突然传来一封密信，打破了所有计划。信上希望杜道时能继续留在敌军内部，进一步策动更多的机组人员参与起义。接到这一指示的杜道时只好继续留下来。好在先前的部署没有白费，他还帮助很多其他飞行员驾机起义成功了。

一直到1949年1月，三大战役淮海战役国民党惨败，此时他们已经做好了逃往宝岛的打算。1月25日，空军第八大队宣布所有人撤往宝岛新竹。面对这一状况，杜道时不得不带着妻女，分别搭乘两架飞机来到新竹。

当时，第八大队已经乱作一团，很多下级官兵都趁乱逃散，杜道时组织的起义机组也因此被打散，他只好试图再次联络并组织新的起义力量。

可随着国民党的接连战败，对官兵的管制也越发严格。甚至国民党空军司令王叔铭亲自到第八大队来训话，还要求对所有可疑、行为不正常的人实施秘密监控。

杜道时引起了他们的怀疑，先是将他变相的半软禁，后放了他，但要求他必须按时上下班。而且还派人在他家胡同口盯梢。杜道时明白自己已经严重被怀疑了，这时候更不能轻举妄动，不然就会坏大事。但同时也不能失去和起义机组的联系。杜道时的妻子每天都要上街买菜，他便借此机会让妻子传递消息，然后等待胶东党组织的新指示。

1949年3月的一天，被监视的杜道时突然收到一封化名信，是杜鸣寄给他的，信上写着“祝努力”三个字，杜道时非常高兴，党组织还希望他能够想办法驾机起义。没过几天，他又收到一封化名信，这是刘善本写给他的，上面也是三个字“盼相见”。两封信寥寥数语，却让杜道时的盼望有了归宿，他重燃希望，再次筹划驾机起义。

杜道时立即让妻子分别通知起义机组人员到自己家秘密协商。当得知3月中旬有几架飞机要出动的消息时，杜道时等人大喜，可这个喜悦却十分短暂。

就在大家焦急等待这批飞机起飞时，第八大队大队长张培义以“集中保管、避免生锈”为由，收缴了所有飞行员的手枪。没有了枪支武器，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一架架飞机飞走。

1949年4月10日，由于驾机起义计划失败，杜道时心情有些低落，便带着家人来到海边游玩散心。却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，他碰到了自己的老朋友郝子仪。两人曾是第八大队的同事，只不过郝子仪是机械员，杜道时是飞行员，1943年郝子仪被调到运输大队之后，两人便没了联系。

他们没想到，居然还能在这里见到面。时间紧迫，由于杜道时还处于被监视的情况，他们来不及叙旧，各自说明自己的现状以及想法，惊喜地发现他们都有驾机起义的想法，郝子仪表示自己就在二十大队，管理的是C-46大型轰炸机。

但问题是，当时会开这一机型的飞行员很少，郝子仪担心杜道时没有开过，起义之事怕出意外，杜道时安抚他不用担心，他连B-24远程轰炸机都开过，C-46完全不用担心，就这样两人一拍即合。然后他将自己的住址告诉郝子仪，并且约定一有机会就让郝子仪秘密去家里找他。

1949年4月16日晚上10点，正躺在床上睡觉的杜道时，被突如其来的敲门声惊醒，他开门惊喜地发现是郝子仪，立即让他进屋来。郝子仪告诉他：蒋经国的表弟毛尚贞明天一大早要驾驶一架C-46运输机飞往南京，特意让他挑选一架飞机。郝子仪意识到这是一个驾机起义的好机会。于是，他挑选了一架二十大队最精良的333号运输机，并加满了油。

听到这一好消息，杜道时想着立即去通知起义机组人员，但此时时间已经太晚了，而且监视他的人还在胡同口守着，他实在不好冒险，最终只能放弃。最后，两人约定好第二天凌晨4点在新竹机场桥头见面。

兴奋的杜道时根本睡不着，他早早将装备收拾好，手枪装满子弹，衣服口袋里装上了做好标记的地图和各色铅笔，为了伪装，他还穿上了一件机务人员长穿的浅绿色夹克。两人准时来到约定地点。

郝子仪对机场卫兵表示，自己和杜道时是来给中队长毛尚贞飞南京做机务准备的。两人得以顺利进入机场，他们不敢有丝毫松懈，径直走向准备好的飞机，上了飞机后，杜道时把装满子弹的手枪给郝子仪，告诉他：如果我们被人发现，直接朝我开枪，千万别犹豫，你也要做好丧命的准备。郝子仪神情严肃地接过手枪，并点了点头。

这时，天已经微亮，杜道时立即启动飞机。起飞之后，他便驾驶飞机飞往西南方向，为了避免遭到国民党派飞机围追堵截，杜道时决定先飞向厦门一带，当他们到达内地上空时，又立即转向解放区徐州机场方向。

可当他们飞行到陇海和津浦铁路交叉点上空时，国民党飞机也追了上来，并对他们展开了攻击，一时间机身多处遭受袭击。面对这一危机情况，杜道时镇定自若，他驾驶飞机向东低飞来迷惑对方，果然对方不知道杜道时他们到底要去哪里，而且油料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，他们也不敢追太久，最终只好返航。

脱离危险之后，杜道时驾驶飞机转向徐州机场方向继续飞行。当到达徐州上空时，按照先前的约定，他操作飞机摇摆机翼，放下机轮，投下保险伞。我军接管人员看到杜道时发出的联络暗号后，明白是起义飞机，立即通知防空部队不要射击。可是已经来不及了，此时解放军高炮部队将杜道时他们当成了国民党的偷袭飞机，枪林弹雨铺天盖地向杜道时的飞机射击过来。

杜道时在密集的火力之中，果断驾机俯冲降低高度，后又关掉油门，用大速度从跑道延长线下滑，飞机接触到地面之后，连蹦带跳地降落在了跑道二分之一处，这无疑是一次非常惊险的着陆，但杜道时凭借着高超的飞行技术和那颗坚定回归内地的决心，最终让飞机安全着陆了。

回看杜道时驾机起义的过程，实在不易，经过6年时间、一波三折的坎坷、历时7个半小时的艰苦飞行，好在他们最终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。

杜道时和郝子仪走下飞机，看着我方人员热情鼓掌欢迎他们，还有一张张笑脸，以及熟悉的乡音，他们留下了热泪。他们将帽子上的国民党军徽果然撕掉，之后他们来到北平，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了周总理、朱总司令的亲切接见，杜道时内心激动不已。

他和郝子仪带回来的美制大运输机，后来也参加了开国大典的检阅，由他驾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。这架飞机一直服役到1985年，为新中国空军力量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。

在两人起义三日后，百万雄师过长江，国民党怕再有起义事件，就没有派飞机轰炸过江的解放军。因此，杜道时二人的起义对解放军的胜利，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
1949年5月，杜道时被任命为航空局训练主任兼助教课长，1958年后，他又担任空军某独立大队队长、航空某学院飞行技术检查主任等职，几十年以来，先后在27个机种上安全飞行4000多个小时，为祖国空军建设培养了3000多名优秀的飞行员和指挥人才。还在航空相关的各项任务中，为国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共荣立5次三等功，被授予三级解放勋章。

杜道时二人参加开国大典，飞过天安门的雄姿

关于杜道时的妻女，由于当时国民党严禁飞行员家属进入机场，所以杜道时只能先行离开。在他驾机起义之后，他的妻子带着女儿表现勇敢，始终坚定信念，最终被国民党驱逐。后在我党地下党员的帮助下，回到了上海。在解放之后，组织将他们送到了北京，一家人终于团聚。